1978年1月，原宝鸡县太公庙村村民冉怀绪在自家的后院断崖上取土时，发现一套青铜乐器，计有秦公钟5件、秦公镈3件，宝鸡市博物馆得知消息后前去清理。发现出青铜器的地方在村前老城墙外的一处断崖上的窖穴里，窖穴距崖面约3米，5件青铜乐器在窖内一字形排列，3件镈围绕钟作半圆状。

　　 出土的这套乐器为秦宫室重器，5件秦公钟的形制是一致的，惟大小有差。最大的通高48厘米，重24公斤；最小的通高27.6厘米，重6公斤。秦公钟上的纹饰也是一致的，甬上饰四条小龙，带上有四组变形雷纹，旋部饰重环纹，舞部纹饰可分四个区段，每一区段内有三条变体夔纹相绕。钲部可分五个区段，内饰两条双身夔纹。鼓部饰相向而立的凤鸟一对。3件镈的形制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只是大小有所不同。最大的通高75.1厘米，身高53厘米，舞宽30.4×26厘米，重62.5公斤。最小的通高64.2厘米，身高46厘米，舞宽26.6×22.4厘米，重46.5公斤。

　　这套编钟是秦国早期有铭文的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因此被定为国宝，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馆。8件乐器上分铸5套铭文，内容完全一致，3件镈上各铸一套，3件秦公钟上分铸两套，但其中较小的3件钟上范铸的铭文缺少一段，说明这套乐器尚少一件。因这套编钟并非科学发掘出土，是由村民挖土时挖出，当时挖出后也并未及时报告文物部门，农民将镈装到架子车内用土掩盖准备拉回家，由于镈体太大，舞钮部分露出，被人发现，于是才报告了文物部门。后经做工作，器物才被文物部门收回。因此，缺失的那一件是原来就缺失还是后来缺失？这始终是一个谜。

　　 铭文长达135字，铭文中的“先祖既受天命”又“赏宅受国”则非秦襄公莫属。先祖之下紧接文公亦与秦世系相合。铭只叙到宪公，则作器者当宪公之子。宪公有三子，三子曾均即位，多数认为作器者当为乃东伐彭戎氏而至华山，诛三父夷三族，西伐邽、冀之戎、县杜、郑、灭小虢的秦武公。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出子为作器者的可能也不能排除，这是其二。

　　这套秦公编钟的发现对于确定秦早期徙都平阳意义重大，它的出土地太公庙一带应当是平阳故址所在地，这一点已被学术界所接受。有专家推测，太公庙这套编钟不应当是一个窖藏，应当是一个乐器坑。在其边可能有秦公大墓。惜那里为现代民宅，无法作进一步确定。这是其三。

　　国家博物馆梁云先生依据礼县发现的这套编钟铭文中的“秦子××在位”推测认为，此秦子非秦宪公子出子莫属。这就有了故事：太公庙出土的那套编钟，也有学者认为当是秦宪公之子出子所作。因为时代相近，都涉及到秦宪公，且学界对史载秦宪公葬西山的理解也意见不一。可秦宪公的墓葬只会是一处，不可能是两处。这就给这套编钟又增加了一个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