簋是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大家族中最为常见的一个门类，被划入青铜礼器之列的盛食器之中，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黍、稷等食品。簋这种器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只不过是陶质罢了，至商代早期才出现了青铜簋，并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

　　簋的形制很多，发展变化也较大。商代早期，簋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到了商代晚期，双耳簋开始增多。西周时期是簋的盛行时期，不仅出土数量增多，而且形制亦趋复杂，除双耳圈足簋外，还出现了四耳簋、三足簋、四足簋和方座簋等。西周前期的双耳簋上就出现了珥。到了西周中期，又出现了带盖的簋。到了西周晚期，又出现了在双耳附珥簋的圈足下加铸三个支点新器种。商周时多数簋体形厚重，器身多饰兽面纹，云雷、乳钉等纹饰，有的器耳还做成兽面状，少数为素面或仅饰一二道弦纹。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的形象逼真的仿铜陶质簋。战国以后，簋极少见到。

　　考古中常常发现鼎与簋同时出现，这是因为，簋虽然是古人的盛食器，但它同时又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在宴享和祭祀时，常常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使簋成为列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书上关于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的记载虽在考古中基本上得到了验证，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关于天子用鼎簋组合的任何直接证据。从目前的著录来看，西周时代还不曾发掘到任何一座未经盗掘的大型墓葬，中型墓葬的材料也相当少。在宝鸡茹家庄的鱼（音）国墓地中出土了四件青铜簋与五件鼎的成套组合，这是未经盗扰的一座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墓葬。比较多的发现依然是青铜器窖藏，如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了兴（音）簋八件，从铭文判断，这八件簋当是两套。只有春秋时代的大、中、小型墓葬稍为齐全。但已发掘的一些春秋秦墓葬中，簋的配置已脱离了这个轨道，在数字组合上并不那么严格了。似乎时间越早，鼎簋数的配置中周文化成分含量越大，用鼎制度越严，无论是从数字组合上还是鼎簋质地上，都较多地保持了周人风格，用鼎数以三、五为差。随着时间的向前延伸，周人用鼎簋的习俗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已发生了变化。青铜鼎和仿铜的陶簋共出，不再是三、五为差，常常出现簋数大于鼎数或是有鼎无簋的随意情况。如宝鸡南阳M2、秦家沟M1、M2不是三鼎二簋，却是三鼎四簋，西高泉M2还是二鼎四簋。南阳M3如果不计同出的5件仿铜陶鼎，则是五鼎（青铜列鼎）四簋配置组合，加上陶鼎，则成了十鼎四簋配置。

　　如果这些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后来发掘的礼县圆顶子山春秋秦贵族墓地的礼器组合也基本上是这种情况。据发掘者说，这些墓葬虽然也被盗扰，但因该地区水位较高，快到墓底时，盗墓者不敢横向掏挖，随葬品得以保存。这次发掘的4座墓葬中，六鼎二簋配置1座，五鼎六簋配置1座，五鼎四簋配置1座，一鼎1座。只有一座符合传统的记载。说明鼎簋制度到这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下面介绍一件宝鸡出土的青铜簋中精品———牛首饰四耳簋：

　　这是西周早期造型比较独特的一件簋。通高23.8厘米、口径26.8厘米，重8.4公斤。

　　1981年9月，由于连日阴雨浸泡，位于宝鸡市老城区西门外陇海铁路南侧的纸坊头村一户侯姓家后院的窑洞塌陷，露出了大宗青铜器，宝鸡市博物馆得到消息后，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发掘，发现这是一处西周早期的墓地，与先前在渭河南岸茹家庄发掘的鱼（音）国墓地相衔接，属于鱼国家族的早期墓葬。一号墓葬共出土青铜器39件，其中牛首饰四耳簋格外引人注目。

　　这件簋圆侈口，卷沿，四兽耳附长珥下垂，腹特深，腹壁近直，高圈足有宽边。颈部饰三排排列有序的乳钉纹，簋身饰一周细直棱纹，上下有两道弦纹，下腹饰一周四排乳钉纹。圈足上饰四组饕餮兽面纹，中有脊棱。兽面由两条对称的屈身夔龙组成，夔龙裂口，单角高耸拱背卷尾。兽耳与簋身分铸。簋身接四耳处，上下有突起的三角形榫头，兽耳中空，正好与凸起榫头套合，铸接方法十分精巧。四兽耳长方形长珥下垂，珥几乎触及地面。兽耳上部之兽头作浮雕状牛首，两耳侧耸圆目，神态生动自然。牛头上耸立片状铜牌，铜牌凸起部分作牛角耸起，凹槽中有两突起扉棱，扉棱间夹一小牛首，铜牌背面亦饰小牛头一。兽耳下部，正中饰小牛头，两侧有阴线勾勒的小鸟纹，垂珥两面有两道竖直向下的凹槽，饰有对称两牛头。四兽耳接簋身，用24个大小牛头巧作装点，使簋显得别有神韵。簋体纹饰华丽，但不繁缛，造型威严，庄重而又典雅大方，通身布满翠绿铜锈，堪称西周铜器中之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