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与金、西夏在历史上均与中原的宋王朝同时，辽在北宋时即已崛起，稍早于西夏和金。作为生息于北方强悍善战的游牧民族，边地与汉族宋王朝犬牙交错，军事上征战冲突不断，文化、贸易与技术上则相互渗透，学习。辽的陶瓷制造业，从造型、施釉、烧窑等系列工艺流程都深受宋代北方诸窑特别是耀州窑的影响。但汉族窑工在技艺上毕竟高出一筹，对比之下，辽、金、西夏陶瓷器皿总显得粗放拙朴一些，恰好也就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 

　 笔者入藏的一件辽代黑釉“皮囊壶”（见图），高21厘米，宽11厘米，厚7．5厘米，通体完好无损。它最突出的是起执柄作用形如麻花的两根“皮条”构成的高提梁；流口朝天而非左斜，其下部和壶尾各有3条皮囊接缝纹，提梁下方则是“皮革”扣襻，每边2枚，惟妙惟肖。壶底部平坦呈圆形，砂胎裸露。壶身下端约3厘米未施釉，为宋瓷特点的影响，但黑釉稀薄，斑驳剥落，没有耀州窑黑釉陶瓷施釉肥厚晶莹的感觉。综观全器造型线条粗犷生动，流畅有力，看惯了唐宋窑系陶瓷风格，乍见此物，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笔者于今年春节时无意中从西宁旧货地摊上发现此物并当机立断买下了它。古代的西宁，汉时建西平郡，唐改设鄯州，辖鄯城（西宁）湟水（乐都）等三县，至宋代，改鄯州为西宁州，西宁之名由此始。当时西夏势力范围曾到达西宁附近民和乐都互助诸县，并有剔花西夏瓷罐等文物出土，但属于今呼和浩特一带的北方辽国，在交通极为落后的当时，其黑釉“皮囊壶”之类易碎陶瓷器皿，从青海出土的可能性很小。它究竟怎样来到西宁并出现在市场上，倒成了一个难以找出正确答案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