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是康熙时期创烧的名贵釉上彩瓷品种之一，因其将铜胎画珐琅彩料画置于瓷胎之上，故称为“瓷胎画珐琅”，以别“铜胎画珐琅”。因画珐琅彩料昂贵，烧制数量有限，又因珐琅彩瓷专为清宫皇帝、妃嫔玩赏和宗教、祭祀的供器之用，故弥足珍贵。

　　朱家溍先生考证：故宫的“磁胎画珐琅”原藏端凝殿左右屋中，共有四百件，另有乾隆款瓷胎洋彩61件和很多铜胎画珐琅未列在四百件内。“磁胎画珐琅”和“瓷胎洋彩”之名来源于这些装瓷“匣盖上刻填色品名”。

　　过去古玩行将瓷胎画珐琅称为“古月轩”，实将乾隆时期胎体轻薄，釉汁洁白，彩绘精细，题有诗句的珐琅彩瓷器称作“古月轩”。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乾隆以古月轩声传为最巨，所绘及于极工致中饶极清韵之致”。

　　珐琅釉是一种低温烧成的以硼酸为助熔碱剂的硅盐玻璃料，这种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质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呈色剂后形成不同的颜色。

　　珐琅彩和中国传统釉上彩在化学成份上差别很大，科学分析表明：珐琅彩中含有硼，而中国传统釉上彩的彩料中，五彩与粉彩都不含硼，它的基质是含有少量氧化钾的铅玻璃。珐琅彩中含有砷，而中国传统釉上彩或釉下彩料中，除康熙以后的粉彩都不含砷。珐琅彩中的胭脂红为金红，金红在清代康熙以前没有。珐琅彩中的黄彩为锑黄，粉彩中的黄彩亦为锑黄，而康熙以前五彩的黄彩，低温色釉中的黄彩都属铁黄。珐琅彩与粉彩在化学组成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与五彩则差别较大。

　　清代珐琅彩瓷康熙时期为初创阶段，雍正乾隆时期达到成熟，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产生的历史背景

　　1．欧洲画珐琅的传入和康雍乾皇帝对瓷胎画珐琅的喜爱

　　康熙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欧洲商船不仅把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到欧洲，也将法国的珐琅器、意大利的玻璃器等欧洲工艺品带到中国。

　　金属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又称为铜胎画珐琅）三种。金属珐琅器大约在13世纪末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明朝就大量制作掐丝珐琅器物。而富有西洋色彩的画珐琅器，“明末清初之际，西洋教士到中国传教，即可能携入此类艺术品”。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从宁波往法国写信，信中说清王朝朝野上下对远渡重洋而来的西洋画珐琅情有独钟，要求运更多的珐琅器及珐琅画来，作为馈赠中国官员的礼品。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G.Castiglione）亦携来一箱珐琅器来到中国作为赠礼之用。

　　法国传教士白晋（Jochim Bouvet）在所著《康熙帝传》（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记有康熙帝向往西洋科技，对天文、几何、伦理、哲学、医学、音乐、艺术之爱好，他接受天主教教义，也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科技仪器及艺术品。

　　西洋画珐琅传到中国，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的酷爱而生产画珐琅瓷，打造精美御用工艺品，遂又邀请了法国画珐琅艺人进入清内廷珐琅作。康熙十九年（1680）在内务府下设置了造办处，初期设于养心殿，专门为宫中制作家具、服饰及金玉珠宝等器物。有珐琅作、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舆图房等，铜、陶、玻璃及瓷胎画珐琅都在研制之中。制作珐琅的材料由法国商人、传教士带到中国，康熙朝以进口料烧制名贵的铜胎珐琅器，此外由于康熙晚年的铜料紧缺，导致铜胎珐琅为主要原料铜料吃紧，以瓷代铜为最佳的解决办法。

　　瓷胎画珐琅康熙三十五年（1696）首先创烧成功。民国时期郭葆昌则认为画珐琅“肇端于康熙二十年（1681）后臧应选督造之时，器之彩色、绘画、款式悉照康熙御制铜胎珐琅彩的作法，颜料亦用西来之品，故定名为珐琅彩，又名瓷胎珐琅，宫中档册，则书瓷胎画珐琅，乾隆八年改书瓷胎洋彩”。

　　杨伯达先生研究认为：“清代第一代画珐琅匠师可能是由掐丝珐琅、料器、彩绘瓷等工匠们转业来的。……康熙画珐琅不仅是我国画珐琅的鼻祖，而且也是成熟了的标准画珐琅”。

　　雍正　雍正即位元年即增设了六品库掌一人，又奏准造办处立库，将珐琅处、炮枪处、舆图处、自鸣钟处俱并造办处管理。造办处人员扩充，由长年居住在圆明园最受雍正帝信赖的怡亲王管理。雍正时期有清宫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烧珐琅器。

　　雍正元年至二年期间，平定青海军功第一大臣的陕川总督年羮尧，频频得到珍贵的琅珐器赏赐。雍正二年御赐年羮尧的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枝，单眼翎十枝，年羮尧在谢折里写到：“臣伏视珐琅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在此谢折的后面雍正硃批有：“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内务府的造办处便召募各作匠艺人13名，钦命怡亲王负责主持，由精通工艺的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唐英等人专门负责管理。参与画珐琅的有金昆、戴恒、杨振基等画院画家。

　　康熙画珐琅料全部由外国进口，雍正朝制作珐琅器数量猛增，进口料已供不应求，于是雍正六年二月谕旨怡亲王“试炼”珐琅料，努力使珐琅彩料本土化生产，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获得成功。由于彩料丰富，纹饰常常同时使用二三十种颜色绘制。珐琅料是在玻璃厂烧炼的。雍正七年又陆续生产大量的珐琅料，使得雍正珐琅作的生产进入了中国本土原料与中国文化全面结合的繁荣时期。

　　朱家溍先生研究认定，雍正一朝画作、珐琅作聚着当时最强的阵容。杨伯达先生认为，由于清代皇帝非常喜欢珐琅，珐琅处也掌握了一批画家或画工，绘画水平较高，珐琅作也有画珐琅的画家在内行走，也称为“画院”。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亦曾于雍正八年（1753）受邀为珐琅彩瓷作画。

　　雍正时翰林院待诏戴临专任写字并兼任在瓷胎画珐琅器上写字，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瓷胎画珐琅器上题写诗句。

　　雍正八年、十年（1732），雍正皇帝见珐琅瓷绘“画得甚好，烧造得亦甚好”，分别传令奖赏谭荣等两位画匠，可见雍正对珐琅彩瓷的珍视。

　　雍正一朝由于铜料危机而颁布了禁铜令，宫中铜器制造较少而多用其他材料制作，雍正瓷胎画珐琅得到了巨大发展。强调内庭的恭造之式，追求瓷器的工艺质量，强调精细文雅之风，致使雍正御窑厂的瓷艺及珐琅作的瓷胎画珐琅工艺高超、质量上乘。

　　乾隆　乾隆时期是清朝政治经济最盛的时代，乾隆帝本身亦好古敏求。乾隆存世的四万余首诗文当中就有近两百首咏瓷诗，最早上溯远古三代下至明代，而以咏宋瓷诗文最为常见。乾隆雅好古陶瓷原因之一是陶瓷质脆易碎，难于保存甚于三代铜器，故十分珍爱。乾隆十九年（1774）《咏官窑瓶子》诗有：“珍逾夏商鼎，少贵似晨星。”乾隆五十七年（1792）《题陶器弦纹壶》诗注：“若陶器质脆不能耐久，间有存者，实以罕见珍”。制作完美无瑕的陶瓷是圣人至德的显现，乾隆皇帝一直以“盛德圣王”而自居，在陶冶上赋予更加浓厚的政治、比德，寓意及象征意义。他非常重视瓷器质量的完美，多次要求瓷艺精益求精。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雍正帝逝于圆明园，乾隆元年（1736）正月初七日就有制作珐琅器的记载。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本人也喜亲自过问珐琅的制作，乾隆六年曾谕江西造瓷器处调瓷器匠人进京，补充绘画人员，又令太监将珐琅料送造办处存贮。

　　据清宫档案造办处匣裱作日记档载，宫中“磁胎画珐琅”，自乾隆三年九月始，陆续配制楠木匣，匣内糊囊，珍藏在乾清宫”。可见乾隆帝对瓷胎画珐琅的珍爱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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